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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①]梁涛:《新四书与新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摘 要 ：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学统）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治统（政统）与道统、经学（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④]然需指出的是，古代庙学合一是于官学设孔庙，且是政府推动之国家行为，如卢国龙《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一文所指出，庙学是历史上孔子庙与各级官学的合成体。

[27]金春峰：《朱熹道统说的建立与完成》，《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主办、出版）2006年春季号。[1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1132、1133页。[26]刘述先：《道统的建构与朱子在宋明理学中地位的衡定》，《朱子学刊》2010年总第19辑。行道之儒主要在清代出现并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孔庙从祀制度史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此是我们所应注意的。为立宫室，四时祭之，若见鬼神之容貌如此。

牟宗三[25]、刘述先[26]、金春峰[27]、韩星[28]、丁四新[29]等诸先生（包括黄进兴、朱鸿林、干春松等学者）皆非常重视儒家道统思想学说，并有相关精要论述。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在与齐宣王的问对中，孟子特别强调国君施行仁政后的真实效果，说：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看来，诸侯国君之所以被裂土封疆，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天子的认可，但能否世代拥有此等的权利和安享如此的俸禄，关键还是要得到领域内最广大百姓的拥护。如信奉儒者之道的陈相、陈辛兄弟负耒耜自宋之滕愿为圣人氓（《孟子·滕文公上》）。当然，百工的生产和商贾的交易皆需要在社会之中进行，而社会秩序的维护则需要为政者们各司其职，自然也就产生从事国家管理的劳心者，大人之事也就逐渐从劳力者中分离出来。显然，孟子的主张与孔子为政中都时的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孔子家语·相鲁》）是一脉相承的。

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们之所以会误解孟子，只看重了何必曰利四字，却没有注意到前面的王字，也就是作为诸侯国国君的梁惠王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他心目中期盼的富国强兵和兴利除害，而是应将注意力放在仁义之上。

孟子此处说的百工之事应该包括社会中的许多群体，如织布者、冶铁者、制陶者……这些人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在与魏国的白圭论辩中，孟子则详细阐释收取什一税的依据，而这样的税收是能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比如城郭、宫室、宗庙等的修缮，比如祭祀之礼的举行，天子、诸侯和百官等为政者的俸禄……在孟子看来，欲轻于什一税者就是大貉小貉之国。那么，当遇到影响百姓生活甚至生命安危的天灾人祸时，孟子力主诸侯国君、士大夫等为政者应将国库中的物资拿出来赈灾，以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甚至能与黎民百姓共甘苦、共患难。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百姓的此类行为必将危及国家统治秩序，一旦涉及犯罪，就必然遭受到国家的处罚。

孟子认为，被选出来从事于大人之事的劳心者需要有极高的为政素养，要求他们将心力用于选贤与能，用于教以人伦，而非亲力亲为于与民并耕等小人之事上。所以，孔子和孟子对帝尧、帝舜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帝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称帝舜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孟子·滕文公上》）。所以，《孟子》开篇就亮明本人治国理政的最核心思想——仁义——既能遏制为政集团的不夺不餍的私欲，同时也能培育普通百姓爱其亲、尊其君的良风善俗，从而促使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在与诸侯国君的问对中孟子数次提出他的仁政主张。

如帝尧在位时，洪水泛滥于中国，此时的五谷不登禽兽偪人，甚至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孔子自然强烈反对无故加重百姓的负担，并私下告诉冉有其中的原因：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他们创造的产品则通过商贾者这一桥梁完成流通与交换，从而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各取所需，最终筑牢养生送死无憾之王道的基点。面对有仁爱之心的齐宣王，他明确提出制民之产的详细措施，给百姓五亩之宅，使其树之以桑，为五十岁以上者提供丝绵衣服。

正确理解孟子所阐释的义利之辩，应是准确把握孟子财富观的切入点。理应为社会中的劳力者和自然界中万物的生长、繁殖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说帝尧、帝舜等圣王是在洪水环境下从事于大人之事，那么和平环境同样需要劳心者从事于大人之事，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孟子这里仍以帝尧、帝舜等为例，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三是斧斤以时入山林百姓就会有足够的材木使用。何必曰利与仁义而已《孟子》开篇记述了孟子与梁惠王初见时的情景。

当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君能遏制自己的私欲，能以身作则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为其国内的黎民百姓服务时，国内的士大夫甚至庶人才有可能一心向公，才有可能避免出现上下交征利的现象，才有可能避免发生弑其君的悲剧。遗憾的是，孟子的仁政蓝图在齐国并未得到真正实施，而在滕文公执政下的滕国也只是得到部分的推行，比如信奉神农之道的许行自楚之滕，亲自拜见滕文公愿受一里之氓。

孟子并非不清楚梁惠王当时的困境，也并非不清楚梁惠王的内心需求，但是他不愿意像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一样进行头疼医头和脚疼医脚的医治，而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话题。可惜的是，由于当时诸侯国君的私欲极重，皆不愿意降低自身的生活水平而真心赈灾，形成了孟子所描述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与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奇怪现象，被讥讽为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自然也就不配被尊称为民之父母，也就无法得到国内普通百姓的真心拥护。

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牛山之秃自然是人为的结果，也是人自绝于自然界给予的财富恩赐。

使黎民百姓能够过上养生送死无憾的生活，是孟子王道政治的社会根基。总而言之，孟子的财富观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是天下国家走向王道的理论根基。实际上，何必曰利一语应是后世将他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起点，并且得到不少学者的赞许，也是人们误解孟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为国内的百姓谋福利上，做到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

孟子大体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违农时百姓就会有充足的粮食。尽管陈相认可滕文公实施仁政的行为，也将他称为贤君，但却以农家学者许行的标准衡量滕文公，评价他未闻道。

所以，明君在位就一定会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保障百姓衣食无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实施庠序之教，这则是孟子强调的治理国家的义。

无论是性善还是仁政，本质上说都是孟子欲从根本上解决战国时代的社会问题而服务的。以战国时期的魏国为例，梁惠王能否将仁义视为国家生存之利，是决定他能否走出当前困境的核心。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此处一方面是在批评邹穆公和邹国的官吏，另一方面也清晰地阐释了仓廪和府库中所存财务的用途和价值。百工之事与劳心劳力孟子仁政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天下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使命。在与梁惠王的问对中，孟子提出了使百姓养生送死无憾的具体措施。 谈及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他的性善学说，想到的是他的仁政蓝图。

在孟子看来，陈相推崇的许行并不能在耕种的同时从事着纺织、冶铁等其他事情，他的生活用具也要用谷米进行交换。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魏衍华：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进入专题： 孟子 财富观 。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

从这样的角度说，孟子的劳心劳力说应是对孔子正名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齐景公从孔子之语中体悟出的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在与告子的论辩中，孟子以牛山之美为例，对维持自然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